财富 较好新秩序下的身份焦虑

　　期望与焦虑
　　世界上最难忍受的事情，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我们很幸运，生活在这样一个优越的时代：财富迅速增加，科技知识突飞猛进，消费用品极度丰富，寿命大为提高。作为生存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好不忌讳地说，我们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

　　可我们同样很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焦虑的时代：我们越来越在意自身的重要性、成就和收入，那种挥之不去且日益强烈的“一无所有”感总是在困扰我们。这也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代，和那些盼望着老天能赐予一个好收成的祖先比，甚至和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父辈们比，我们的焦虑感也是最强的。

　　在这个时代，生存本身的压力不复存在，于是，我们开始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便由此而产生了。翻开报纸，发现上面有熟人光彩照人的相片；你的好友兴冲冲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们升了职、他们即将结婚、他们的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因为他们幼稚地、甚至施虐性地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在晚会上，有人用力地握着我们的手，问我们在“干”什么，而他自己筹集资金刚刚开张了一家新公司：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便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担心了。

　　焦虑的核心来源于嫉妒，而嫉妒本身是奇妙的。我们不会嫉妒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一个普通的士兵对他的将军不如对班长那样嫉妒，一个卓越的作家遭不到一般平庸的小文人多大嫉妒，我们也很难试图用比尔•盖茨的成功来羞辱自己。我们只会和那些“同一级别”的人进行比较。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这种嫉妒来得并没有那么强烈，在一个严格而固定的社会秩序里，绝大多数人本身身份的固定让他们只会跟身边很小一群人进行比较。但社会的进步打破了这种固有秩序，随着物质生活改善而来的还有一种全新的理想——每个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理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陈胜吴广。

　　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要想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必须期望更多东西，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然而不幸的是，现在的人们觉得这一切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想法来自于每个人身边的所有资讯。事实上，如果谁没有为了实现这一切而全力以赴，那才是世界上最荒唐无稽的事情。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我们永远应该记住一个公式：自尊＝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它告诉我们提升自尊的两种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对自己的期待。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社会并不鼓励人们去降低对自己的期望，相反，社会的风标总在催促我们追求那些上辈人所不能从事的事业或拥有他们无法想象的东西。于是我们开始自信自己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有成功的机会，当我们把比较的对象极大化之后，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值也跟着无限扩大之后，我们的自尊感也开始锐减。

　　旧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富人们占有了一个国家有限财富的过多份额因而应该受到谴责。人们很容易把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人视为“社会害虫、凶残的巨兽和吞噬所有小鱼的大鱼”。在今天的中国，一旦提及某个富人的名字，绝大多数人紧跟在羡慕的第一反应之后的，往往是质疑此人有否承担其“社会责任”、有否“帮助穷人”。

　　但是，他们错了，因为社会财富并非是有限的，只要企业家和商人有雄心和毅力，社会的整体财富总能够无限扩大。大鱼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小鱼，而非吞噬小鱼。大鱼不断地花钱，这样，小鱼才有了工作。大鱼也许倨傲无理，他们的种种劣迹通过市场的运作却变成了善行。亚当•斯密就认为：“无论富人们怎么天性自私，怎么贪得无厌；尽管他们的唯一目的是为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为他们劳作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以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充填他们无底的私语，但实际结果是富人和穷人们共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似乎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今天，人们开始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观念，即人的才识往往能够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认同反过来赋予了金钱一种新的道德含义。在当今社会，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

　　无论如何，在经历了血统、宗教、政治所主导的更加固定、更加讲求“先天因素”的秩序之后，今天这个由无数白手起家的富人们主导并且推动着，并且极大改善了人们生活的社会显示，财富引领下的身份秩序无疑是较好的选择。毕竟，至少在理论上，无论一个人原本的身份如何卑微，他的机遇都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