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三位服务员在我们周围盘桓，他们都身穿蓝色西装，打着淡蓝色领带。他们给我俩倒完苏打水后就开始上菜（酒杯已被悄然拿走）。在日本，正式用餐按惯例得预订，柳井正的手下对用餐地点肯定是精挑细选。第一道菜是亮橙色的北海道海胆，它放在锯齿状大盘中，底下铺着白色茴香与海藻酱，活脱一顶倒置白色牛仔帽。海胆味道鲜美，但酱味稍微有些重，盖过了原味。
正当柳井正以日本人的吃法啧啧享用起海胆（据说这种吃法能增味不少）时——我赶忙说且慢，然后掏出iPhone抓拍他的吃相。通过镜头，我再次注意到他一板一眼的寸头和突出的双眼。“这就好比烹调，”他自贬起自己的长相，“如果原料不好，就长不出帅哥模样来。”
我希望继续谈论挥之不去的日本侵略的历史遗留问题。尽管优衣库等日本公司如今越发仰仗中国员工及消费者，但柳井正三下五去二就已把第一道菜消灭了，我觉得应该趁热打铁。蘑菇冻汤端上桌后，我转而问他的童年时代。柳井正1949年出生于山口县(Yamaguchi)的煤炭城市宇部(Ube)，他的父母在此经营一家西式服装店。柳井正把宇部与约翰•福特《青山翠谷》(John Ford’s How Green Was My Valley)中坚忍不拔的威尔士煤矿山村相提并论，这部影片讲述了对环境与社会的过度掠夺。“想当初，日本仍是个被美国占领的国家，国贫民穷，我父母在一楼开了店铺，全家则住在二楼。”他还清楚记得当时巧克力与咖啡的味道让他“魂牵梦萦”。
他接着说，只要有煤矿倒闭，他的同学就会随全家远走他乡。“我从小就知道企业都有‘大限’，一切终有尽头。”我问他是否想逃避？“当时我就知道父亲对我有所期待。”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终有一天要接掌衣钵。但他也希望当“工薪阶层”——衣冠楚楚地去日本大公司高就。
他考上东京久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攻读经济学与政治学，他说大学期间，自己把大量时间耗在了打麻将与玩弹球盘上，弹球盘容易上瘾，面无表情的赌徒把金属球塞入嘈杂的机器中。他说，自己当时聆听爵士乐，“沉醉于美国文化”。正是上世纪60年代末学生因越战以及日本对美国惟命是从而举行抗议活动，从而导致早稻田大学停课了18个月。柳井正利用这个机会出国游历，最后一站是英国。他惊讶地发现每个人说的都不像英语，抑或说至少没人用自己理解的美式英语说话。“伦敦英语，我一个词都听不懂，”他说。他一想起这段往事，就不由得哈哈大笑。
1971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在某连锁超市打了一段时间工，然后回到宇部父亲的老店铺。1984年，他担任业务繁忙的家族企业社长，并在广岛(Hiroshima)的背街小巷开设了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仓储服装店（优衣库原先的名字）首家分店，销售的并非父亲主打的男士现成西服，而是廉价休闲装，类似于佐丹奴(Giordano)当时在香港的销售模式。
优衣库（公司起初名字的缩写）开始发展壮大，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共开设了100多家门店。柳井正随后开设了首家东京门店。不久后，它开始量产经典款主打产品——售价20美元的羊毛夹克，据说每四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位购买过它。它开始与日本技术最先进的厂家合作，试验冬日保暖、炎热夏天透气性好的新型面料。他说，优衣库后来把门店从东京开到伦敦、纽约、上海、莫斯科等大城市，但与这些相比，当初把门店从宇部开到东京的意义更为重大。“全球的大都市大同小异，”他说。
尽管如此，仍不乏出师不利的例子。2001年，优衣库在伦敦开设了几家门店，没想到多数因经营惨淡而关门了事。柳井正说失败的原因是门店相关标准的制定差强人意。在日本，尽管优衣库产品低廉，但消费者仍贵为上帝，员工必须彬彬有礼，门店必须布置得干净整洁。柳井正说这正恰恰是伦敦门店开张之日糟糕透顶的地方。“我当时很生气：地板肮脏不堪，货物胡乱堆放，”他一边说，一边津津有味地享用着刚端上来的、精心烹制的白鱼。“当时我都快气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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