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进入我的小说”

书呆子作家逛北京　　

    25日晚，帕慕克和女友德赛在一间淡黄色小楼的露天阳台上，吹着晚风，看不远处的阳台上北京人进进出出。这是一个英国女人改造的北京有名的微型图书馆“Book Worm”（书虫）。露台上，帕慕克又举起了他那个蓝黑色的数码相机。他喜欢自拍，走到哪里拍到哪里，而且技术很好，常常拿给德赛炫耀。　　

    帕慕克听姚映然说，在琉璃厂可以买到画作，就要求去琉璃厂。他在琉璃厂买了一大堆书。帕慕克和德赛都是爱书之人。德赛在西单买了英语版的鲁迅作品，鲁迅是帕慕克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1960年代后期，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出版。帕慕克十几岁时，就读过《呐喊》。帕慕克说，在土耳其没有很好的图书馆，所以他一生都在买书。“我是一个买书人，还是一个复印书的人，这有点可笑。我在家里有16000册书。”

　　22日，帕慕克欣赏了故宫中部分不对外展览的藏品。在专家的讲解下，帕慕克了解了南北派画法，他看得很慢。25日，游览雍和宫和孔庙时，他为了多看，宁可不吃中饭，下午饿着肚子签售图片。除了社科院安排的八达岭长城等游览项目外，帕慕克还提出要看看恭王府。他坐在人力三轮车上，穿梭于后海熙攘的游客中。　

  　帕慕克对北京如此的着迷，也许是他又在为写作“做调查”。　　

    每次写作前，帕慕克都会做大量调查。他说作家分为两种，一种完全依赖于个人经验，另一种会做些调查研究。“我当然是第二类作家，很明显，我是一个有点书呆子气的作家，愿意为了写作进行哲学、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比如阅读、拍照、摄像等。虽然90%的考察结果，并不会用在小说中，但是我仍然进行这样的调查。调查让我熟悉创作主题，不会对那些地方陌生。” 　　

    2000年，帕慕克开始为第7本小说《雪》准备。小说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5年。为了真实地描写“卡”的生活，帕慕克去了法兰克福。在书里，每天清晨，“卡”从家出发，去市立图书馆，图书馆是卡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现实中，帕慕克和当地导游一起体验这段路程，他们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沿着大街，经过性用品商店、土耳其杂货店、肉店以及一些土耳其烤肉店。他们还去了“卡”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卡”穿了那么多年，给了他许多安慰。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做了很多冗长、看起来不必要的笔记。就像一个初写小说的人，我会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会问自己：1980年代的电车真的是这样开过街道吗？” 　　

    对“卡”的另一个活动地点“卡尔斯”——土耳其东北部小城，帕慕克也作了同样的调查。他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一个又一个商店地摸索卡尔斯；他和失业者聊天——他们终日在咖啡馆度过，而且没有任何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希望；他和大学预科生聊天，和穿便衣警察聊天，无论他走到哪里，那些警察都跟着他；他和报纸的出版发行人聊天——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从来没有超过250份。　　

    后来，这些素材写进了《雪》。那些警察和帕慕克也成了朋友。

“我仅为土耳其人写作” 　　

    “想像一下，如果早晨醒来，你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那该怎么办？”22日上午，帕慕克在社科院演讲中提出这个卡夫卡式的问题。　　

    把自己假想成他人是帕慕克从小的游戏。　　

    1952年，帕慕克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富裕之家。他从小喜欢和矿泉水瓶说话，把苹果、桌子想像成有生命的物体。1983年，经过八年努力、更换了三个出版商之后，帕慕克出版了处女作，但只卖出了8000本。直到1994年第5本作品《新生活》出版后，他才引起土耳其读者的注意。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确定了帕慕克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获得都柏林文学奖，这是全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　　

    “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穿上别人的鞋子，通过想像，放下自己的身份，便能够释放自己，”帕慕克说，“每一部伟大小说的背后都有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最大的喜悦就是记录别人的样式，并赋予他们生命，他最强烈也是最有创造力的冲动是试验自己身份认同的次数”。　　

    70年代，当帕慕克开始决定要当小说家时，常常被他人问及，为谁写作？　　

    “70年代，这个问题反映出普遍化的市侩观点，认为文学艺术是一个努力要加入现代进程、贫穷的、非西方国家所不能承担的奢侈品。也有人说，一个‘像你一样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可以更有效地为国家服务，比如做一个医生，同传染病作战，或者做一个工程师，建造桥梁。当我的母亲问我为谁写作时，她那悲伤关切的语气告诉我，她其实是在问，你打算如何养活自己？当朋友们问我为谁写作时，他们讥讽的语调暗示道：没有人想读像我这样的人写的书。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经常地听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间，那些为数众多的采访者们似乎担心我可能会误解他们的意思，因此他们往往喜欢加上一句：‘你用土耳其语写作，那么你是仅为土耳其人写作还是如今也会考虑到经由你的译作而影响到的更广泛的读者群？’不管我们是在土耳其境内还是境外谈话，伴随这个问题的总是那些怀疑、傲慢的微笑。我因而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我希望我的作品被看作是真实可信的，我必须回答：我仅为土耳其人写作。” 　　

    如今，帕慕克写作已有30年，正在踏入第31年。他每天必须服用“文学药剂”。因为对文字的依赖，他说自己已经是个“半死之人”，只有文字能让他重生。“即便我现在旅行，但每天至少有1个小时在飞机、宾馆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写东西。只有写点什么，我才感觉状态良好，心情愉快。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