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进入我的小说”

B：你曾经说过，很怕被媒体利用，这是为什么？　　

P：很遗憾，在一部分土耳其媒体把我看成是一个搞政治、民族主义的人，对我进行各种攻击，这是因为嫉妒。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些人不是土耳其人民。嫉妒是男人间的可怕东西，是政治的借口。现在，我尽量平静地对待媒体采访。我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想怎么做就让他们去做。　　

B：在你的书里，伊斯坦布尔除了是一个地名外，还象征着什么？比如回归？　　

P：我并不想把这事说得太浪漫，我已经53岁了，53年里我基本没有离开过伊斯坦布尔，全世界我最了解的地方就是伊斯坦布尔。所以，把伊斯坦布尔作为我小说中比较多的场景，很正常。即使在写《伊斯坦布尔》时，我也没有怀着这种浪漫心情，想着它是我的出生地、成长地，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我有时远离伊斯坦布尔，但离开的时候，我很想念它。　　

B：你穿梭于东西方。作为一个东方人，当你身在国外时，是否觉得自己是欧洲人？　　

P：民族意识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不在土耳其时，比在伊斯坦布尔时，更像一个土耳其人。但是，当我在家时，我的民族意识中的欧洲性就表现得更明显。我的反对者，尤其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以此作为借口来攻击我。这使我很沮丧，因为几乎没有人像我一样如此透彻全面地在书中诠释自己的文化。但说到我的欧化倾向，我对于欧洲文学和生活方式的热爱，我确实无可辩驳。　　

B：你的书被翻译成56种文字，东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有什么不同？　　

P：在中国，最多读者欢迎的是《我的名字叫红》。但在美国、欧洲，读者最喜欢《雪》和《伊斯坦布尔》，他们把这两本书看作了解土耳其的窗口。看到我的作品带领欧洲人接近我的国家，我对此感到很欣慰。但这让我很困惑，因为我的本意并不是要解释土耳其、它的文化和它的问题。我的作品是普遍意义上的关注，而非解释土耳其政治。如果想了解历史和冒险经历，可以看《我的名字叫红》；如果想了解我的成长经历，可以看《伊斯坦布尔》；如果想寻找自我，探讨伊斯兰神秘主义结合现代生活，可以看《黑书》；如果喜欢诗一般的语言，想了解土耳其整个环境，可以看《新人生》，书中写了从伊斯坦布尔到阿拉多尔沿途的风景；如果想探讨家庭成员的内心，如何看待外部世界，可以看《寂静的房子》。　　

    我有一个助手，非常喜欢看小说，他跟我开玩笑，说我再也写不出比《黑书》更好的小说来了。　　

B：诺贝尔文学奖被称为“死亡之吻”，很多人在获诺奖之后，写作陷入低谷。你怎么样？　　

P：15天前，我写完了一本600页的小说，已经给了出版社，8月底9月初在土耳其出版。拿到诺奖时，这本书写了一半。得知获奖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出版商，让他别担心，我一定会尽快写完。我不是为了得奖而写作。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写出一本好的小说。获奖后，我没有接受太多的采访。主要精力用于写作。我的新书内容涵盖1975年至1985年，讲的是伊斯坦布尔一个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一本爱情小说，但和唯爱情至上的书不同。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写小说。现在正在准备一个150页的关于小说艺术的小册子。在美国讲课需要学术的东西，所以，我得完成它。 　　

B：作为小说家，你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小说已经走到尽头”的论调。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P：这种说法是错的，我从不担心小说的命运。小说是19世纪中期经法国、英国发展出来的文学类型。至今，100多年过去了，小说不再是法国佬、英国人的财产，而是全世界的财产。每年中国要创作出1万部小说，拉美、北美也是如此。土耳其更是人人都在写小说。文学全球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虽然不是每个小说家都会成功，作品都会大卖，但是也有成功的小说家，上百万人都在看他的作品。现在，小说的种类很多，有侦探、爱情、流行等。书比电影、绘画的产量都大。在出版行业里，除了教材、课本以外，销量最大的就是小说了。世界各地任何人都能读到小说，使用小说。　　

    小说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言说、辩论的文本，具有强烈的弹性，可以吸收民族、国家问题，民族戏剧性事件，把整个国家包容在一起。比如，我写《雪》，我以为每个人看后都会愤怒，是的，每个人都愤怒了，而且在讨论它。我认为小说是人类发明的可以延续、变化、幸存的伟大艺术。任何事物都可以放进小说。小说就是百科全书。用马拉美的话说，最终，世界的一切事物，具有想象力的小说家或者想象力的文学个体，事实上都会在一本书中终结。那也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有时候，我自嘲，我是小说这个伟大艺术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