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儿要穷养
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已步入而立之年,未来5-10年将是中国企业交接班的高峰期,这一过程将会充满艰难和曲折。而在香港,作为华人首富的李氏家族,“富二代”的交接棒,又是如何顺利传递?
以李氏家族为首的这些家族集团,大多崛起于“二战”后期。一般来说,在父辈创始人们掌权40-50年后,家族的继承迫在眉睫。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家族企业的家族问题已经初露端倪。但对许多公司而言,这个问题在2000年以后才真正变得棘手——这些一手创业的父辈,热情高涨地参与经营,甚至依旧亲历亲为。
家族继承的问题终将提上日程。在两个独具个性的儿子中间,谁能做继承人?对于李嘉诚来说,这并非只是一个选择题。早在他们儿时,他已经在提前布局——出身贫寒的他,学会吃苦,也是两个儿子的必修课。
早在孩子不到十岁时,李嘉诚的商业培育已经启蒙。当时刚涉足地产业的长江实业董事会上有两个专席,就是李嘉诚为儿子所设。小儿子李泽楷比较调皮,年少好动,李嘉诚不管议题有多激烈,总会出言喝止。而长子李泽钜更像父亲,一贯温文尔雅正襟危坐。
李嘉诚不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他一直认为氛围比过程重要,他深信培养音乐家,需要在襁褓时听曲子;培养运动员,需要在学步时开始蹦跳。这种商业培养到了儿子成年后则更有针对性。虽然多年前李嘉诚就强调,庞大的商业帝国未必传承给儿子,“儿子没能力,家业给了他也是害了他”。这其实是“超人”老爷子暗自窃喜——李嘉诚两个儿子的商业才能,曾让香港诸世家艳羡不已。
据媒体报道,2011年年初,在一场港府公开活动中,李家三父子难得同时现身,各大媒体长枪短炮齐扫射。父亲李嘉诚准点到达,面对媒体追问一言不发,微笑、快步、直行;小儿子李泽楷姗姗迟来,却瞬间成为媒体宠儿,或抱拳作揖,或嬉笑怒骂;但媒体人恭候多时却未见长子,原来李泽钜早在布置会场时,隐身于工作人员中入场,不发一言、不露一影,在狗仔队文化盛行的香港,这实在可以用“叹为观止”来形容。
父亲是儿子最好的老师。李嘉诚坚信,教孩子学会自立自强,学会做人处世,比给他金山银山要强百倍,两个儿子从小就被要求克勤克俭,不求奢华。他们小的时候,李嘉诚很少让他们坐私家车,常常带他们坐电车、巴士。
李家兄弟在香港圣保罗男女小学上学,在这所顶级名校里,许多孩子都是车接车送,满身名牌,可他们却经常和爸爸一起挤电车上下学,以至两个孩子经常闷闷不乐地向父亲发问:“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私家车专程接送,而您却不让家里的司机接送我们呢?”
每次听到兄弟俩的质疑,李嘉诚都会笑着解释:“在电车、巴士上,你们能见到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能够看到最平凡的生活、最普通的人,那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社会;而坐在私家车里,你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不会懂得。”
有一次,李嘉诚看到在路边摆报摊的小女孩边卖报纸边捧着课本学习,就特意带两个儿子经过这个报摊,让他们学习小女孩认真学习的态度。时至今日,李嘉诚依旧表示:“以往百分之九十九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现在有时会与他们谈论生意,但也只有约三分之一是谈生意,三分之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李嘉诚自己亦是身体力行。他戴的只是廉价的只值二十六美元的日本手表,穿的仍旧是十年前的西装,居住的是三十年前的房子。李嘉诚说:“如今我赚钱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已不再需要更多钱。”这些话与行为,对于李氏兄弟来说,应该是泽被一生的。
江濡山已经跟踪研究李嘉诚家族及产业多年,他认为李嘉诚家族的神话并非偶然,一般的管理专家们认为,靠捕捉一次机遇而成功的商人是幸运的,屡靠捕捉机遇而获成功的商人则是幸运之神。在许多普通人的眼里,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位善于捕捉机遇而成功的商人、神人。李嘉诚及其所创造的事业之所以成为神话,正是因为他的成功违背了许多“常理”,让那么多人读不懂。
而在这位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GEDA)首席经济学家眼中,李嘉诚家族的成功因素,其实一脉相承。李嘉诚本人既具有大多数华人勤劳吃苦的优秀品质,又具有非凡的、能及时捕捉并消化历史机遇的商业智慧,李氏家族的财富构成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李氏家族的霸业基础之所以一直比较稳固,是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没有轻视、淡化实业基础。
因此,在李氏家族的继承问题上,李嘉诚早就打好了基础——个性活泼的小儿子李泽楷,独立门户做了电讯盈科[-0.29%];而沉稳理性的李泽钜,更适合掌管庞大的万亿李氏帝国。同样,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李泽钜,更加具备国际视野。胡润百富董事长胡润表示:在为子女选择国际教育目的地时,美国是中国富豪的绝对首选。美国求学的基因,只是李泽钜国际化的一个标签。
江濡山为此强调说,要“读懂”李嘉诚这个人。其实,李先生的思想和行为,早已经超越了“超级商人、产业精英”这样的境界,已经升华到“商业思想家”的业界领袖人物的超高境地。一个商界精英已经名利双收、大红大紫后,他的言论和事业走向,才是检验成功到何种程度的开始;而他的思想价值观和个人社会化的利益立场,才是为其盖棺定论的音符。
“一个商道人士成功的最高境界,不是看他个人及家族企业赢得了多少利润,不是看他与多少权势人物关系紧密,更不是看他的产业竞争打败了多少竞争对手,而是看他的现实社会贡献及其经济、政治、社会交融的商业价值思想是否给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江濡山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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